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现在亦或是过去，有关“翻译”这个话题总是引起人们太多的争论。它本身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矛盾体，一方面人们长时间地视翻译为一种纯粹“直觉性”的语言转换活动—半技术化、半文学化—根本不需要任何理论，任何专门的探索研究；另一方面，却又确实存在着大量有关翻译思考的文字材料，有从其宗教、哲学本质谈起的。也有单纯从文学、甚至玄学角度来说的，一直到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近代，这种思考变得更趋理性化、系统化。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部分欧洲早期相关的翻译论述并非真正出自翻译家之手.而由神学家、哲人、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们越俎代庖了。这样一来，至少引发出三种后果，首先是使翻译本身始终处于一种躲躲藏藏、不明不白的境地，因为它从来没有发言权、始终是默默无闻；其次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遭人误解，人们往往将翻译并入其他学科，作为诸如文学、文艺批评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最后，也是最叫人遗憾的一点，就是出自非译者之手的有关翻译作品的分析研究，无论怎样的头头是道，必然会产生某些误导作用，甚至在这一领域内布下片片“盲区”。这种翻译实践与理论完全脱节的状况一直持续到
18世纪末，才由后来的德国浪漫派及其同时代的学者们所改善，通过他们在“译事”和“译论”上并行不悖的不懈努力，“翻译”的界定初步成形并渐渐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有关翻译问题的思考也成了翻译活动自身的“内部需要”。
尽管这些一个多世纪前的德国人对于翻译的种种探讨，在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其为系统的“理论”，但多多少少也体现了一种愿望，那就是使翻译成为一门有能力完成自我界定的、独立的文化活动，并用来大范围地交流与传授。
那么，19世纪前后的德意志民族，到底有着怎样的翻译传统？翻译—这一原本被视作单纯语言转换的活动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学术界议论中心的？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