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普遍可译性”的存在，诗便是将自然语言转换成艺术语言的一种翻译。所谓自然语言(又称普通语言)，其性质首先是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具象而又有内容，浪漫派们却偏偏将“内容”视作是诗(艺术)的对立面，认为“越是粗糙的艺术，越是因其囿于内容的局限”(诺瓦利斯语)。而所谓艺术的语言，即设定人的思想为本源，以形式为第一性的语言，它拒斥与人的心灵无关的自然世界，通过对一般客观语言的原貌进行“疏离”，使事物显出自身的特殊性，从而改变人们对它的感觉方式，使之获得一种新的、陌生的诗意(艺术)效果。将自然世界的客观感受放入思维的炼炉，经过翻译成为艺术作品，这便是“诗”的诞生过程。这一过程使得德国的浪漫派们在其广博的“诗学”范畴内自然而然地引发出对于翻译的思考，这种思考由于架构在各种抽象的艺术形式之上，与语际间的翻译实践活动存在一定的距离，因而具有思辨性的特征，贝尔曼称之为浪漫派的“思辨翻译论”。这种理论的最终目的，并非是将“译”与“非译”的范畴进行甄别，相反是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论证翻译的文化本质，其中尤以诺瓦利斯的观点最为大胆且极富代表性。

    在浪漫派看来，翻译不仅仅是模仿，更是有所创新。任何一部作品都“先验”地具有某个理想化的目标，这隐含的目标在原著里永远无法实现，而必须借助于其它手段，翻译便是其中之一，好的译本无疑弥合了这种现实与理想的裂隙，使作品更接近艺术的真实，于是便出现了译文高于原著的“超译”现象。

    浪漫派所谓的“神话的翻译”，指的也就是一种表征，一种诗化的自由创造。译文将原文提升到表征的高度，不再是对原文形象和意义亦步亦趋的单纯“模仿”，译者应该将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渗入原文的内容，进行“诗化的自由创造”，于是译文中必然会出现某些超出原文的虚构成分。因此这种翻译又比“转换翻译”高出一筹，它体现了诗学与哲学精神的高度统一。

    从三种翻译类型的划分中，我们不难发现受思辨理论指导的浪漫派代表对于“翻译”一词的理解，与前人相比存在着惊人的差异，他们不再满足于将翻译仅仅定义为语际间的符号交换活动，而是把所有经思维检验、富有艺术性和创造性的转换活动均视作是翻译。显然，这个相当广泛的概念涵盖了人类几乎所有的文化交流形式，同时也表明这种极具普遍意义的转换过程中有一个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因素在起作用，即翻译的文化内涵，浪漫派真正将它摆在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