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术语性太强。我们知道，翻译理论向语言学、符号学借了大量术语。如果在批评中过多使用，几不加以解释，会使批评文章的读者锐减。当然，适当地运用术语在批评中还是可行的。

    其次在批评中插入大量的原作片断，而且不说明来龙去脉或进行必要的阐释。翻泽批评是为译本读者的，而译本读者大多不通外语，插入大量原作片段定会使批评的读者丧失阅读兴趣。

    再者是翻译批评过分繁琐，过分注重细节。一些无关主旨的“细节性”的错误决不是翻译批评的真实所在。如果太热衷于指责译本中这样或那样的语言上的错误，势必使翻译批评沦为外语教学的课本。

    最后是只重比较，没有分析。这一类批评文章单刀直入，草草了事，却不解决任何问题，也无助于译家和读者深入探寻翻译。

   在这个基础上，贝尔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翻译批评，要想发挥最好的效果，真正成为继翻译行为本身之后的理解循环的又一站，就必须明确，具有思辨性，它必须与原作保持一段距离，不是解样原作，而是真正地去评价原作。当然，至于文章的长短，批评工作的规模则由批评主体依据不同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