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不知从何时开始成了人们固定的思维模式，看到正面必然想起的一定是反面。但是贝尔曼告诉我们，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他通过翻译主体连结了出发语与目的语，并用“尊重”的概念消饵了忠实与再创造的争论。并且，他将翻译活动放入文化移植的流程之中，指出文化移植有其不同的阶段与形式，翻译只是其中的一种。在我们的批评中，我们自然不能以相同的标准去衡量处在不同的文化移植阶段的理解行为。这就是翻译的历史性所在。

    与这些年法国翻译理论建设的潮流相符，贝尔曼也没用一个现成的理论体系去规定翻译批评的理论。他是直接从翻译批评的实践来，又将自己的理论描述直接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个操作的过程本身就回答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当然，每个理论体系都会有，尤其在它创立之初不够完善的地方。将阐释学的宽容与历史带进翻译的同时，就意味着我们必然会要面对这个“绝对循环”。“绝对循环”不是没有矛盾的:批评的根本评价性与“绝对循环”所牵涉到的阐释的多元性之间就是矛盾生成的空间。如果说贝尔曼一直反对所谓的忠实/再创造；出发语/目的语之争的话，在其评价基础中却不得不面对它，两难之中他采取了并陈的办法，而归根到底，矛盾却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具体到译者翻译行为中，选择依然存在。“尊重”这个概念可以掩盖矛盾，却不能解决矛盾。

    作为“批评的批评”，翻译批评者必定有自己的立场、方案与视界，并且是双重的，既有他面对真正原作的立场、方案与视界，更有他面对译作的立场、方案与视界，如果说批评行为可以借助后一个立场、方案与视界和译者的立场、方案与视界的“融合”来完成。那么翻译批评者如何处理前一个立场、方案与视界和译者的立场、方案与视界之间的差距(承认阐释的多元性，就必须承认这个差距的存在)？这大约是贝尔曼留给后人解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