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英语翻译知道，以海德格尔为转折标志的现代阐释学将理解视作存在的根本方式，他的“循环观”以及他之后的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观”结束了主体与客观存在的二元对立，树立了“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亦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的新的辨证观。据此，作为理解主要形式之一的文本分析以本体上的优先成为现代阐释学的切入口。当姚斯说“文学作品的生命体现在不同时代读者对其意义的重新阐释和认识上”，是作品在“渴求读者阅读、希求与接受者的对话”时，我们的作者看到了翻译活动的归属：“不。如果我们尊重现代阐释学所赋予翻译的真实而历史的位置，我们就不再能随意批评。而若以这样的标准来审视当今的翻译批评现状，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

    的确，我们从来不曾缺乏应时的翻译评价，或褒或贬，褒贬却常无原由，不懂译事(只要通外语就可)，亦可“批评”翻译，“一册译文在手，不及细读，凭着自己的主观印象，以及自己的好恶，便对译文作出结论式的评价”，或“无需理论的指导，只要对照原文与译文，挑出其巾的错误(往往是逻辑意义层次的错误)，也就罢了”使翻译批评沦为比较语言学的课本，根源还是出在对翻译本身的概念界定上的。正如贝尔曼指出的那样，热衷于挑出译文“错误”的批评，无非是将翻译看作一种“第二位”的活动，只要译文与原初文本有所出入，就是“错误”；再者，“第二位”也就意味着“缺憾”的在所难免；应时的翻译评价从来未曾将译本当作真正的作品来看。

    正是批评的这种非理性，使其反过来阻碍了翻译以及翻译理沦的发展。能够成为“全新的原作”的翻译作品少之又少，翻译批评所而对的客体往往只能是“原作虚弱的回声”，于是批评真实所在的“肯定”性于翻译批评更加罕见，这是怎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除了这一类只满足于揭示原文与译文差异的翻译批评，上海英语翻译也许还能找到另一类的翻译批评，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跳出了上一类批评的狭隘，而使批评得到了一种“博学”的意义。贝尔曼注意到，他们通过译作的研究，重建了译者的基本特征，并考虑到译者的时代氛围及同时代的其它译作等因素。

    “肯定性”与自治性，这就是贝尔曼借助现代阐释学所离析出的翻译批评作为“大写的批评”而存在的两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