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翻译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认知阶段，翻译从本体论的研究到上世纪开始的语言学和文化转向的不断发展，清楚地显示出人们对翻译的关注以及翻译作为特殊的交际活动和人类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不同时期不同的翻译工作者对翻译提出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出，翻译工作者早已开始关注由于不同的翻译策略所导致的不同的翻译效果。但是由于相关的翻译理论没有从人类心理认知的本质看待翻译作为交际的本质，因此，尽管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有意根据直泽、意译、形式与内容、功能或动态对等等方面对翻译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阐释，但效果都不很理想。

    Gutt从Sperh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得到启发，认为翻译作为人类交际活动的一部分自然能够和以论述交际为核心的关联理论相结合，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关联理论翻译观。根据关联理论编解码一推理的交际模式，Gutt认为翻译本质上就是描述翻泽和解释性翻译构成的共同体，即既包括语义的特征，同时由于语言的言外之意和人的心理认知结构的特点也应该考虑大脑的推理功能。这个根据关联理论代码一推理模式得出的结沦并没有错，而且无沦从理论的论述形式还是阐释力上与相关的传统译论相比较不仅理论模式优化，的确能够归纳、总结、而且解决了一些传统译论一直无法解释的现象，为翻译理沦特别是以归化翻译为目标的翻译策略提出了理论指南。Gutt对描述性翻译的认识如果切实能够在他的理论中得到重视本来是对关联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确切地讲，是对关联理论心理认知识结构的完善也是对关联理论翻译观的补充和完善。但是Gutt在理论的阐释过程中并没有按照这个关联理论交际的模式运作(事实上关联理论的Sperber和Wilson也没有做到)。由于Gutt的关联理论翻译观是在关联理论大背景下的衍生，所以理论的思维框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关联理论“单一”的认知标准。受关联理论的关照，这个以产生最佳关联语境效果为条件的认知原则要求信息的接受者在不花费太多努力情况下理解对方的话语。因此关联理论交际模式中的编解码一推理模式中具有语义特征的语言符号自然也就变成了心理推理的工具和基础，由此导致Gutt的关联理论翻译观和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一样由于过分注重推理过程中产生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的语境效果而形成的以满足信息的目标接受者为认知目标的“单一”的标准或一边倒的心理认知模式。

    翻译作为交际活动的一部分，既有一般交际的特点同时它由于受到不同的目的性行为的影响，既可能采取靠近读者的翻译策略，也可能采取靠近译者的翻译策略，因此和相关策略关联的心理认知结构不可能按照Spereber和Wilson或Gutt预设的心理认知图示运行，因此关联理论和关联理论翻译观的认知模式并不能够解释翻译过程出现的其他认知策略，如译者采取的靠近原作的翻译策略以及相关的心理认知，因此可以看出，关联理论翻译观重解释性翻译，轻描述性翻译的策略以及相关的心理认知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或认知局限。如果不得到及时补充和完善，不仅无法解释翻译过程中原语社会文化特征的丢失现象，同时如果运用这个单一的认知模式指导翻译理论和实践，所造成的如译者“隐身”，或由此可能引发的民族文化不平等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可轻视。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对这个认知结构进行补充。Grice的合作原则尽管尚需系统化和补充，但是由于它的质量准则和关联理论以及关联理论翻译观的认知方向不同，因此在没有挖掘到更完善的理论模式之前完全可以作为关联理论认知结构的补充，弥补关联理论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