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性最宝贵的特性之一，是保留民族色彩。外国人根据俄国经典作家作品拍摄的影片或演出的戏剧，以及外国人为俄国作家作品绘制的插图中的民族色彩，在俄国人看来，都有些不伦不类，尽管是不自觉的，并且是善意的，但终归带有某些讥讽色彩。这样的现象在确切翻译中虽然不多，但它们的译者往往既精通两种语言，又熟悉两种文化。

    另一种是追求内在的文化等值，从而追求更多的自由，使译诗读起来很流畅，却失去了原诗的某些特点。在有关确切和自由的议论中，在有关内在文化等值和形式文化等值何者为重的议论中，不应忽视作者的观点。作者往往提出：既然译者翻译的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作者的作品，那么就应当原封不动地，既不改变，也不增减地传达原文中的一切。如果需要表现自己，就请自己执笔。

    实际上，如果作者要用另外一种语言再现自己的作品，往往要做更多的变动。把自译变成了用另一种形象体系转述原来的情景，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决心要用另外一种语言符号或体裁结构再现自己作品的作者，其脱离原作“文字”的程度，远远超过职业翻译家。

    在文艺翻译中可能并应当与原文一致的只有一点，即艺术性。这一点是难以解释的，但又是不可取代的。进行艺术再现也正是为了这一点，否则，翻译就成为介绍、解释和诠释，其至可能是研究，但却不是散文和诗，也就是说，不是文艺作品。

    复述思想，深入感受，调动经验和能力，这些对于诗人来说更为顺手。但是要深入领会语义和同义现象，联想，暗示，特有事物，加上识别历史和文化背景，揭示作品自述性的程

度，以及其中传统和革新的比例，这些则属于文艺学家的职责范围。

    然而，除了文艺翻译之外，只要需要。还可以有，也应当有语文翻译，它包括扩展性的逐行译注、音译和注释。

    懂两种语言的文艺学家基本上总想揭露译者译得不确切，其实，目前更需要的是科学地定义确切的程度，更需要的是对自由做出明确的分类，确定改写与转述的区别，与“按主题”创作的区别。

    俄语翻译公司把语文翻译与文艺翻译结合起来，可以现实地接近确切性，而这是作者和译者，评论家和读者梦寐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