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翻译无规律”，“翻译理论不能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并用“翻译理论家的译作中也有错误”来证明“翻译理论无用”。他们认为，翻译学应能解决翻译过程中任何问题，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科学，甚至认为理论无用。这种观点，无异于把一门学科降格为一种“技工维修手册”(且不说维修手册也不能解决设备或仪器中的一切故障)。

    上海俄语翻译试问：内科学能回答一切疑难病症或交叉感染带来的异常症状吗？一个外科医生一次手术不成功，就可以否认外科学吗？不仅是对翻译学，对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提出这样的苛求。即使这些人所赞同的“翻译是一种技巧”，它也不能包罗万象，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种认识，无疑是受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束缚。这种科学观往往导致错误认识大科学的概念。以可验证原则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因而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人文科学不是科学，把自然科学推到不同的两极。殊不知，现代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正在发生深刻的互动与整合，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跟上时代的进步。

    翻译学应该是站在理论的角度或者说是站在哲学的角度，来综论翻译本质、过程和现象，以及同其有关的问题。翻译学不是为每个句子事先配好的专用钥匙，不是钥匙箱，但它会告诉你，开锁需要钥匙的道理。当然，盗贼还有其他方法撬锁，那不是我们讨论的。可以这样说，翻译学是开启翻译之门的钥匙。它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正是要解决什么是翻译的本质，如何从事翻译活动，翻译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等等。翻译学应对其作出理论上的回答或提出探讨的路子，至于翻译学学科理论还不完善，还不能解释某些问题。因而不予承认，甚至对它的成长横挑鼻子竖挑眼，言词冷峭，那不是一个认真、严肃的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那种“没有翻译学照样可以搞翻译”的观点，是翻译学形成和发展的障碍，也是不思进取、不求发展的懒汉思想。上海俄语翻译承认，许多翻译实践家无暇关注或不研究翻译理论，没有翻译学的理论修养，但他们译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我们认为，他们的翻译活动—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在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理论、规律进行。倘如他们对翻译理论给予更多的关注，并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恐怕他们的译作会更出色。倘如我们的理论家从他们的佳译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层次，并用来指导翻译活动。岂不是更有利于翻译学的充实吗？“没有翻译学照样可以搞翻译”同“没有农艺学照样种地”是同一类认识问题，谁能否认，农民世世代代耕作经验中蕴含着理论和规律？在北方的农耕中，割完小麦要种豆，即所谓“麦茬豆”。这就是规律，割了小麦种高粱恐怕会颗粒无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