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谈中国特色的同时，我们先要弄清楚中国翻译研究的特色是什么。清理一下家底，看看到底有多少存货，这项工作对“特色派”来说责无旁贷。

    研究佛经翻译的专著极少，至今很多原文都没看懂。这是一个宝库，当然它对古代汉语和佛学知识的要求很高，基督教传教士的圣经翻译研究也不多见，已发表的大都是教会或宗教学家从事的研究，真正由翻译学者发表的论文很少。上海德语翻译听说有人在国外完成了关于圣经翻译的博士论文，但还未见到书。如果翻译学者能和宗教专家携起手来，用新的方法观点研究，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翻译仍有大量文章可作，在这方面刘树森功不可没;林纾翻译了这么多外国作品，涉及这么多种文字，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然而至今他的翻译仍然没有比较全面的总结(此类研究是理想的研究生课题)；国外几篇博士论文也远远未达到深入的地步。这些经验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使我们能看清楚中国翻译到底是什么样子。

    另外还要总结中国古今的翻译理论，在这方面，上海德语翻译发现罗新璋、杨自俭等学者的贡献最大。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可惜有的书中参考书目不全，希望再版时能补上)，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就现状来看，还未发现一个能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体系。

    翻译本身是开放型的学问，要求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是要走向世界吗，何必先关起门来自绝于西方经验呢？西方翻译研究基本上是在欧洲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事实，对西方人来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代翻译研究的历史不很长，不过它同样需要其它国家民族的经验。现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翻译界，都持开放的态度。他们越来越重视亚非国家的翻译经验，目的是补充、修正、丰富、发展现有的翻译理论。

    目前我们在理论上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把西方理论具体应用到中国翻译现象的研究上，不但能有新的发现，而且还能检验外来理论是否可行。如发现完全或部分不适用于中国，那很可能是理论本身就有缺陷。这也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学术应尽的责任。

    迄今为止还未见到绝对不适用干中国的西方理论。同样，中国翻译理论如果只适合中国，那么理论本身很可能也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