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引进外来理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跟风”的问题。目前“操控理论”和“多元系统”在中国如日中天。这些理论无疑可以用于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估计会有大量应用此类理论的文章出现。西班牙语翻译公司希望能发现以往忽略的东西，或对理论本身做些“微调”。如果单纯证明这些理论可以用于中国研究则大可不必，相反，能发现它的不足之处才更有意义。同时这些理论和功能主义一样，一旦滥用会出现“简单化”的倾向，专注于背后的所谓决定因素，很多表面的东西往往被忽略，特别是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很容易助长“庸俗决定论”的泛滥。在这一点上，也要传统派出来监督才好，否则容易出现腐败。
传统派反对语言学派和抵制外来学说的原因之一是所谓“术语泛滥”的问题。术语繁多是现代学术的通病，尤其像翻译这样跨学科的研究。语言学、符号学、文学批评、现代主义等等都把各自的术语带到翻译研究里面，有的同一术语由于被不同的学科共同使用而产生不同的意思，无形中造成了混乱。但是术语多也反映出研究内容的广阔与复杂。堆砌术语的文章不是没有，但不能因噎废食一概否定新术语。新出现的术语大都有新的内容、新的视角，侧重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西班牙语翻译公司从而得到新的结论。比如“形式对等”、“动态对等”和“异化”、“归化”等术语，就揭示了传统翻译理论看不到的东西，不能简单用传统的“直译”、“意译”所替代。
辩论的题目实际上还有很多，像理论有没有用，“翻译学”存在不存在，到底应该用“译学”、“翻译学”、“译论”还是“翻译理论”，还有“散论”、“偏论”、“主论”、“专论”，中国学术比西方深刻还是比西方落后，落后多少年等等，而辩出的结果却少之又少。这类问题即使辩出结果也无大用。比如，中国翻译研究比西方落后30年或50年的区别在哪里呢？如果比西方先进，要不要停下来等一等呢？实在没有必要。
西班牙语翻译公司只是希望各派暂息烽火，一切以大局为重，大局就是稳定、发展，就是提高研究的质量。面对西方不必妄自菲薄，不必亦步亦趋，也没有理由妄自尊大。无论怎样，“口号治学”倒是要放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