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出于一种新则异、外则排的传统文化心理，或许是担心洋学问充斥书市对本土文学造成压力，或许是有感于许多翻译作品的粗制滥造会影响祖国语言的民族性和纯洁性—社会上许多人对翻译作品在竞相抢购，先睹为快和掩卷沉思之余常常会无可奈何地说出一个不无贬义的词：“翻译体”。

    这个雅号对于翻译界无疑是一种批评。它批评了那些对原文不求甚解，望文生义，对译文不负责任，草率从事的不良现象。同时又是一种鞭策。它鞭策那些有志从事翻译事业的人们去克服上述毛病，改进译文质量，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翻译体”的说法对于翻译界又是一种承认，虽然这承认之中又包含着不少的误解。如果这种误解是担心翻译作品语言中的外族成分会影响汉语的民族性和纯洁性，那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任何语言都有消化外来语言的机能，而且也有吸收外来表现法的必要，舍此不能谋求自身的发展。如果是恐怕翻译作品多了会影响创作，也没有必要，因为许多第一流的作家、诗人如鲁迅、穆旦、郭沫若又同时都是翻译家，而且他们的创作成就同吸收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并借鉴其有效的表现手法是分不开的。如果是由于传统的排外心理则大可不必，因为盲目排外和盲口崇洋都是对中外文化缺乏深刻了解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变态，只是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所谓“翻译体”的说法在不同的科学领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在新闻外事方面就不大听到这种说法。这除了有关部门的人们对异国风情长期耳濡目染和中外文兼通之外，许多外事公文一般都有较一致的格式程序，而且人们已习惯于国际新闻就应有其习惯表达方法这一基本事实。政论科技方面的“翻译体”也不足怪，因为马列主义原本就是西方学说传播到中国来，西方的科学知识也连同其术语概念一并移植生根在这古老的国土上。外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就不一样，人们一方面用传统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对其进行顽强抵抗，一方面又怀着猎奇心理从中寻求新的精神和情感营养。不难理解，许多读者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著名作品的时候，难免由于对译文语言中的异族成分和表现手法生疏而感到不便，因所述事理和世态人情与本土事物和习俗风尚相差甚远而感到隔膜，或者因为不了解西方人的文化传统和欣赏趣味而感到困惑。即使是译界看来已是难得的佳译妙笔，也不一定能为一般读者所习惯所理解。译事之甘苦艰辛，惟译者知之。

    关于翻译体的问题，上海俄语翻译认为，如果我们能区别对待，坚持正确的作法，避免错误的作法，再加上严谨的科学态度，灵活的艺术手腕，锲而不舍的追求，经过译界学界的共同努力，赢得了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宽容，则“翻译腔”必能基本消除，“翻译体”必能名正言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