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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在翻译中的地位
     在翻译领域常常存在这样的现象,外国这方面的论述不能算少,据行家说也是“一团乱麻”,中国这方面的专著虽不多见,但议论却不少:“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啦,“可译性不可译性”啦,“深化等化浅化”啦,“知之好之乐之”啦,等等,不一而足。我看都不如严复在上个世纪末提出的“信达雅”标准来得精炼概括,明确易懂,经久耐用。
    其中“信”字,首先就是实事求是。其实翻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原作的文字忠实地变成另一种文字,最好是不添不减,原汁原味,译者是不能不该,也无权“越俎代庖”去揣测作者的不言之意,冒险去把他的心里话抖出来的,否则便是画蛇添足了。作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译者充其最只是在这个创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就是比作者低一头,不承认这个事实是不行的。
    比如,每种语言都有表示“天气好”的多种手段,如原文就是简简单单的“天气好”,你非要译成“晴空万里无云”、“艳阳天”、“天朗气清”什么的,作者如懂中文,会不会说你是在瞎起劲呢?
    当然,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模式和阅读习惯,如不顾一切地照搬原文,结果翻译出来往往会让读者不知所云的,这样也就失去了翻译的意义了。如果是哲理性很强的思辨文章,有些章节的译文读时动动脑筋,“绕个弯子”也就读通了,这样的译文应该说是好的。反之,如变成一篇明白晓畅,一览无余的译文,反倒让人产生怀疑了。但也有些章节的译文怎么读也读不懂,这就需要译者实事求是地稍加变通,使之成为“绕圈子”能懂的译文。总之,如实翻译决不等于“死译”。
    傅雷的译文几乎被一致公认为是“信达雅”的典范,究其译文,我以为基本特色还是个实事求是。就说傅雷在译著中的注释吧。相对而言,他的注释不算是多的,但是最实在,含金量最高的,丝毫没有兑上水份。而且他的许许多多注释,特别是涉及宗教、音乐、名著里的大小人物等,都是别人遍查词典而不得,他却都能详尽地注出来了,每一条都是对读者理解、欣赏原文不可或缺的;至于他认为的普通常识,他就省略不注了。曾有许多行家惊异傅雷怎么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也作过种种猜测,但不管怎么说,傅雷对待译事的求实精神也可见一斑了。
    总而言之,对待翻译也该像对待其他学科一样,首先得抱一个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然后才谈得上什么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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