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利用语言来塑造形象、反社会生活，所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是从日常生活的一般用语中，经作家选择或提炼出来的，它们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语言，却比一般社会语言精炼，富有形象性。文学语言渗透了作者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技巧，这种技巧是作者在掌握民族语言精华的基础上产生的。作者在用这种语言塑造形象时要受到时间、空间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情况是颇为复杂的，这些都对可译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语言是物化思维的工具，它和社会生活是不能脱离的。

    我们反对“去掉语言的遮蔽，直接拥抱真实世界”的想法。语言不能脱离社会，这是可译性存在的根据。去掉语言的遮蔽，直接拥抱真实世界，那就没有可译性存在的余地了。但是文学语言毕竟是社会语言的精华，要把某一作品的文学语言传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文学翻译比一般翻译在可译性方面受到的限制要大得多。翻译文学作品，不忠实于原来形式，就不能充分忠实原作的内容。原作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在传译时片面地拘泥于形式，必然会损害原作内容。因此上海法语翻译对文学翻译只能做到恰如其分地传译出这一统一体，使译文和原作“近似”和“相当”。这种“近似’和“相当”恰恰表现出了文学翻译的艺术性。除此以外，再加上可译性存在的种种限制，使可译性具有明显的相对性。

    有人说，翻译活动既然追求一个“信”字，就不能说绝对的“信”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相对性的说法是对翻译活动求信的否定。其实翻译活动的特点就表现在这里。

    西方一些翻译理论家一听到可译性的相对性，就斥之为折衷主义。其实，这不是折衷主义，而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对可译性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