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严复提出“信”、“达”、“雅’三字作为“译事楷模”以来，中国译坛一直争论不休。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持保留态度，取“信”、“达”而弃“雅”者亦复有之。而在“信”与“达”(或“信”与“顺”)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又俨然分为两大营垒。即使在拥护者中。后来也有一些人对此三字作了各自的解释。尤其是“雅”字，严老先生限定为先秦文体，固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不得已”的难言之隐，因而可以理解，但作为“楷模”提出，毕竟只能起误导作用。因此，后来者在肯定“雅”的同时，把它解释为文雅、典雅、华美、富有文采等等。

    但是，不管怎样众说纷纭，其共同点是：都是在这三个字上做文章。当然，也有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试图独辟蹊径，另起炉灶，用别的词语来阐述翻译标准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傅雷先生于50年代初期提出的“神似”说和钱钟书先生于70年代末提出的“化境”说。

    傅、钱二公提出的见解，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似乎把翻译标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细细琢磨，“神似”也好，“化境”也罢，仍无非是对“信”的诠释——当然是新的诠释。一部译作徒有形似，那就只是表面的、肤浅的、形式上的“信”，因而不是真正的“信”好比一个画匠临画，即使能把原画中人物的形体临摹得一丝不差，也无法传达出那个人物的气质和神韵，那就只能说他的临摹已经大大走样，还能谈到“信”吗？再说，如果原作流畅自然，如行云流水，而译作却“生硬牵强”，“原有的风味”荡然无存，其效果当然也不可能达到“读起来不像译本”的“化境”；相反，读者甚至非得硬着头皮才能看下去，根本无法获得原作读者的艺术享受，倒像是活受罪。你说这还谈得到对原作“忠实”吗？既不“忠实”，“信”又何从谈起？

    可见，“神似”和“化境”，都可以用一个“信”字涵盖，当然，与严复的“信”相比，人们从中所得到的认识加深了一大步，而这正是“神似”说和“化境”说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