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来看，“他语”带来的思想文化在中国文明发展中曾占过主导的地位，如20世纪上半叶“言必称希腊”现象、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他语”地位并非是重要的。在第一时期，随着佛教的蔓延迫使中国人面对“他语”，不过因为其没有威胁到社会架构，所以相当容易地得到认可并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之中。由于那个时期佛教在中国没有获得广大群众的注意，佛经的传播显然不仅仅得益于翻译的形式，而更在于译文中借用了道家学说，明晰了佛教经典，贴近了群众。同样的事发生在16、17世纪天主教从广东等地的传入，以徐光启为代表，19世纪以严复和林纾为代表的翻译家仍旧把外语译成古文，遵循先人所固有的翻译传统并逐步改良，以中国特有的古文表达方式翻译。

    汉语稳定的系统保证了主体语言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治，以一种相对完整的形式持续到20世纪初，中国官员、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废止使用古文后，汉语稳定的系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同时，西方在中国影响的上升，才使得由古汉语文化构建的翻译观念难以实施并在突然之间从内部垮掉，在一批又一批接受西文的学者力图实现类似西方语言系统的翻译实践过程中，翻译观念的冲撞，诸如鲁迅的直译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翻译观念带动了中国翻译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出现了翻译观念理论领域的“春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