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讲清这一情况，让我们看看在有关培养记者的国际会议上讲到的一段话。“最令人奇怪的，而且在许多地方也确是这样干的，是作为记者这项最复杂、负有最大的社会责任的工作中的一部分，竞然如此忽视招生工作，甚至根本就没有人管这项工作。”其中有两点是最主要的：一是，最复杂的工作之一，二是，负有最大的社会责任的工作之一。现只分析一下译员抓住这两个要点的方法。

    比如，译员同意第一点(最复杂的工作之一)，因为他觉得记者和译员的工作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译者的立场。通过对自己职业的联想，译者的立场可以帮助他回忆起自己所听到的话。反之，假设他不同意第二点(负有最大的社会责任的工作之一)，在他看来，记者无须作出任何决定，说了也不算，因而是最不要负责任的。政治家却不同，他们说了就得兑现。译员可能认为记者的最大好处恰好是他可以随意乱说而不必负责任。甚至译员尚未作出这样深入的分析之前，已经采取了否定的立场。他既然已经参与此事，并对此事作出反应，他当然也就能够准确地将该事再现出来。

    就这样，不管对其听到的同意还是不同意，他都会对所谈的问题理解得更深，记得更牢，复述得也更完整。分析得越深刻，对所听到的内容就越清楚，自己的立场也就越明确。可是，译员所作的分析，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都不应流露出去。有时，译者不同意，可能在脑子里打个问号；有时同意，可能在脑子里表示赞赏。但在口译时，译员必须永远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

    如果我们观察口译人员工作时的情景，便会发现他们除记演讲人的话以外，还时而记些自己当时的估计，时而记些自己的感想和判断。当演讲人转身和他的同事交换意见时，译员虽然处于休息状态，但对交换的意见毫无印象，因为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报告的正文上了。

    口译人员在把听到的讲话转述出去之前，要作抽象的分析和推理，要给自己作某些注释，以便进一步印证自己理解得是否正确。但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并不都是抽象的概念，而且还有大量的描写性的发言。理解描写性的发言和理解抽象的概念不尽相同。前者重在形象，后者重在分析。